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日前發布對服裝產品的抽查結果,130個批次的輕奢紡織品中,有23個批次被檢出存在質量問題,被判定為不合格,不合格檢出率為17.7%。這些輕奢紡織品多為國際知名品牌,有喬治阿瑪尼(Giorgio Armani)、博柏利(Burberry)、艾綽(ETRO)、紀梵希(GIVENCHY)、麥絲瑪拉(MaxMara)等。
所謂輕奢紡織品,是指由頂尖設計師原創設計,用高品質面料工藝做成的產品。輕奢品與奢侈品的區別主要在于價格,定位為中高檔,不會像奢侈品那樣昂貴。業內也有人將輕奢品稱為奢侈品的二線品牌。甭管叫輕奢還是叫二線,這些服裝品牌即使不如大的奢侈品牌賣得那么貴,但對于普通消費者而言也算價格不菲了。本次抽檢的商品平均價格在6000元左右,其中喬治阿瑪尼的一件風衣,價格為35500元。賣的不便宜,卻有近兩成樣品質量不合格,而且不合格項目并非只是起球、纖維含量不合格等,還包括pH值(酸堿度)、染色牢度等與人體健康直接相關的安全指標。
人們心目中的“好玩意兒”,一下成了“什么玩意兒”,落差之大,實在讓人驚訝。其實,不光輕奢品,就算那些奢侈品大牌,近幾年在國內市場也屢被檢出質量問題,民間投訴也很多。什么路易威登(Louis Vuitton)、古馳(Gucci)、普拉達(Prada),有一個算一個,哪個沒被查出過問題,哪個沒登上過監管部門的黑榜?大牌們一個個都出問題,原因并不難找。在中國這個發展中的新興市場,奢侈品的利潤率非常高,賺錢很快。于是奢侈品牌就快速鋪展銷售網絡。所謂“蘿卜快了不洗泥”,在擴張過程中,產品需求量太大讓奢侈品牌心力不濟,難以做到對每個環節的質量都監管到位。更大的問題是,有些奢侈品牌或明或暗尋求代工,把工廠開到成本更低的銷售地,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,而這樣做,出現產品質量問題就在所難免。
不管一線還是二線,幾乎所有進入中國市場的奢侈品牌都曾走過一條瘋狂擴張的路,同時也幾無例外地為這種瘋狂付出了相應的代價。根據貝恩公司的調研,2009年之后,奢侈品業在中國市場的增長率最高達到35%。2008年至2012年,國內奢侈品消費總額的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驚人的27%。彼時,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,已遠遠不能滿足龐大的消費需求,“到城鎮去”成了眾多奢侈品牌的重要策略,不少品牌因此制定了轟轟烈烈的擴張計劃。許多號稱堅守“稀有性”“原產地”特色的大牌,也都違背初衷,在中國內地開設大量門店。像路易威登、巴寶莉、古馳、普拉達等這些知名奢侈品牌,幾年內就把門店開出幾十家甚至上百家。
雖然近兩三年受各種因素影響,奢侈品牌擴張速度減緩,有的已經在關店面了,但早期的急劇擴張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并未就此打住。我們知道,開店和出貨過多必然會違背奢侈品的稀缺屬性,品牌的價值當然也要被稀釋。眼下,奢侈品在中國的發展,除了面臨越來越多的質量和服務問題,似乎還陷入一種悖論:要想提高知名度和銷售額,就必須多開門店,大量投放廣告,大量出貨;然而,店面開設越多并不代表品牌附加值越高,反而有可能引起高端消費者的反感,使他們遠離該品牌。在不少人看來,路易威登在中國市場的形象下降,就是前車之鑒。
急功近利的背后,是社會責任的缺失。其典型特征之一是對當地市場及市場監管的漠然。進口服裝被抽檢出的問題,老是那幾個,比如纖維含量不合格、pH值不合格、染色牢度不合格、標識標簽不合格等。存在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,這些洋品牌對中國市場、中國標準和國外標準的差異度了解不夠,甚至根本不按照我國質量標準生產。韓國某知名品牌服裝曾多次被查出問題,調查發現,該企業一直堅持在中國銷售服裝的生產“以韓國標準為主,中國標準為輔”的原則。與這家韓國企業一樣,出過問題的各國洋品牌對中國市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種漠視態度。
世事變化太快,河東河西輪轉。現在,包括奢侈品牌在內的許多洋品牌在中國的擴張已經明顯乏力,有的甚至開始出現業績下滑。它們在中國的蜜月期已經結束,接下來該換換思路,重新認識中國市場。面對中國日益擴大的市場和不斷完善的法律體系、監管制度,洋品牌要想混得開、混得好,至少能混得下去,就必須拋棄以前的邏輯,不僅是在產品質量、營銷策略上,還要在企業社會責任、商業道德底線等方面,進行全方面改善和調整。不斷增多的負面事件,讓它們切身體會到,中國的法規標準不僅日益嚴格,而且也不是寫在紙上的條款,一旦出了問題,代價非常慘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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